中山舰事件的受害者
正当李之龙在海军局代局长的位子上风生水起之际，一个突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26年3月20日凌晨，新婚不久的李之龙夫妇正在睡梦之中，忽然被一阵踢门声惊醒。二人刚一睁开眼，一道手电筒光就照在了他的脸上。受蒋介石之命，陈肇英等人连夜抓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在被抓的那一刻，李之龙或许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3月18日，李之龙派遣中山舰前往黄埔执行任务。3月正值苏联考察团在广州考察，提出参观中山舰的要求。海军局长李之龙于是打电话给正在广州市区的蒋介石，请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而蒋介石不知道中山舰前往黄埔，以为共产党人是针对他的，就迅速到汕头躲避。在亲信陈立夫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发动了政变，整个广州戒严，苏联顾问和汪精卫的住处都被蒋介石的军队监视。在苏联顾问的妥协下，蒋介石撤销了戒严，苏联方面则将与蒋介石关系欠佳的季山嘉顾问解除职务。在蒋介石的紧逼下，5月15日至22日进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了共产党人。中山舰事件对于共产党人打击很大，而作为个人，李之龙的命运也从此改变。
中山舰事件中，李之龙被捕。蒋介石其实早就对李之龙有所不满。蒋介石当时任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校校长、东征军总指挥等职，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但是手中握有一定的武装，并且是掌控着国民党的唯一一支党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支军队主体是黄埔军校学生，在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南征邓本殷等战斗中展示了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凝聚力，在国民政府麾下的各军中实力最强。而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前就已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李之龙第一次东征时担任营代表，任学生军教导团营党代表，因表现出色，第二次东征开始后调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海军参谋厅厅长，授少将军衔，而蒋介石由于不在广州，此事并未征求蒋的意见，而蒋介石又长期是李之龙的上司，这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26年1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国，李之龙升任代理局长，并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后又兼任中山舰舰长，此事也未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因此，蒋介石对于李之龙非常不满。
不仅蒋介石对李之龙有所不满，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些领导对于李之龙也有些意见。李之龙代理海军局局长后，把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一事报告给了汪精卫，汪精卫下了一道手令给李之龙：严禁军警机关走私，并着海军局厉行缉私。有了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头面人物的支持，李之龙放手查禁，将虎门要塞司令部的走私船只全部扣押，人员拘禁，货物充公。这样一来，李之龙和陈肇英结下了深仇大恨。陈肇英曾托王柏龄向包惠僧疏通，包惠僧作为共产党人不便自作主张，回到广州后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做了汇报。当时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点本来就引起国民党右派的不满，两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也容易引起摩擦和纠纷，所以陈延年担心此事会造成更大的纠纷，陈延年对包惠僧说：“李之龙也是太好多事了，陈肇英走私，王懋功、吴铁城还不是一样走私吗?一个海军局长管得了这些事吗?他也没有向我们报告。你去找他一趟，让他把这些事向蒋介石报告一下，把奉命缉私的经过说清楚。”在陈延年的要求下，包惠僧特意去找李之龙谈话，没想到李之龙对包惠僧所传达的陈延年的话表示不能接受，他对包惠僧说：“我是奉命办事，校长(指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不能管我，我同他不同系统，我何必向他报告呢?”就这样李之龙缉私得罪了一批人，在党内也因不听劝告，引起了一些不满。在中山舰事件之前，李之龙就已经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留党察看的处分。
李之龙是中山舰事件中主要受害人，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妥协下，中山舰事件和平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通过何香凝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李之龙，李之龙的妻子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恳请早日释放李之龙。中山舰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也没有理由继续关押李之龙，李便于1926年4月14日获释。
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手”
李之龙虽然被蒋介石释放，但是他的海军局代局长职务被撤销了。李之龙从此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
中国共产党为了回避李之龙调动中山舰是中共指使的谣言，断绝了与李之龙的来往。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李之龙在被捕前已经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听到他被捕的消息还以为李之龙加入了反动派。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李之龙已经不信任了。蒋介石又三番五次地催促国民党内的中共军事干部脱离共产党。当时也有一批共产党人脱离了共产党。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觉得孤独无助，失去依靠，对共产党也有些失望，于是在5月18日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国民日报》上发表了《李之龙启事》，全文如下：
之龙于民国元年武昌欢迎会中，受先总理人格之感化，以先叔国良烈士之介绍，加入国民党。民国三年随先叔作讨袁运动。十年在烟台作革命运动被拘，旋被逐出境。是年先叔被吴佩孚电令萧耀南杀害。之龙愤极，投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指导之京汉铁路公会，以谋打倒吴萧。“二七”惨案幸得脱险，潜赴上海，求见汪精卫先生。蒙汪先生介绍来粤见廖仲恺、胡展堂先生，即在广东支部宣誓再行加入国民党。兹为避开纠纷，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与之龙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之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
这份声明回顾了自身的革命历程，同时也意味着李之龙与中共的关系正式破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承认李之龙烈士身份最重要的理由。
李之龙失去了海军局代局长的职务后，由于公开脱离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蒋介石的不满。
北伐开始前夕，蒋介石召见李之龙，问他愿意做什么工作。李之龙选择从事宣传活动，于是被派往北伐军总政治部协助邓演达负责宣传工作，率文艺队伍随军北伐。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原先的游乐场所——新市场被改造成革命的宣传阵地，李之龙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在北伐宣传工作上，李之龙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亲自编写并主演了话剧《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山河泪》等，以支持人民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他还编写了反映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此恨何时灭》，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国魂归兮来》，反映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二七惨案》等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位昔日的蒋介石学生不为蒋介石的拉拢所动，撰写了讨蒋檄文，批评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无奈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的领导下，于7月同样背叛了国民革命运动，开始“清党”。国共合作也随着“七一五”事变的发生而结束。
李之龙此时还想恢复和中共的组织关系，但是当时中共拒绝了。
国民革命失败后，李之龙潜离了武汉，听说南昌八一起义，他就前往南昌，当到达时起义军队已经撤离，随即前往上海，企图利用自己曾经担任海军局代局长的身份和关系，策动中山、宝璧、自由等军舰的起义，他认为只要能策动海军起义，就可以与中共的军队相互配合，也自然会恢复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久潜往广州，以港商身份从事海军兵运工作，但是李之龙毕竟曾是黄埔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担任过海军局代局长这样重要的职务，身份很快暴露了，被迫东渡日本。
1928年2月6日，不甘心的李之龙从日本乘坐法国邮轮经香港秘密回到广州，准备继续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一下船就被特务发现，当晚深夜特务包围了李之龙在豪贤路136号的住所，李之龙再度被捕。这次李之龙没有之前那么幸运了。蒋介石得知李之龙在广州被捕的消息，立即打电报给广东的实际掌权者李济深，或许蒋介石对昔日的学生还希望做最后的争取，毕竟蒋介石曾经很欣赏李之龙。李济深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马上打电话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第四舰队司令陈策，要求陈策立即将李之龙押解到自己的司令部。但是为时已晚，陈策已于接到电话前以“策动海军叛乱”的罪名将李之龙枪杀了。
就这样，李之龙的生命从此终结，在大事件下留下了一个若隐若现的背影和曲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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